真实与虚构 “当初拍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片子一定要公映，这些工人的故事一定要讲出来。但是在国内发行一个纯粹的纪录片是非常难的，启用明星演员，因为他们可以以高效率地呈现的信息。”（by 贾樟柯） 选明星演员为了讲述的效率，这效率是指为了尽快地公映，还是讲述的需要？贾樟柯喜欢阐述自己的电影，不妨替他阐述一次，给纠结于明显演员与虚构部分的观众们一个答复：虚构是讲述的需要，是为了抵向更深层次的真实。相对于赫尔佐格在“纪录片”中创造和处理“事实”、杜撰引言，贾樟柯只是为了公映，妥协般地启用明星演员，为了“让历史更完整”。 为什么如此多的人谈论吕丽萍等的是非，还有人直接说片子从吕丽萍出现步入糟糕？是因为吕丽萍等的表演糟糕？假？人们不喜欢“明显的虚构”？本就没有真实，创作者选择材料就是一个主观的创作过程。话说回来，这次吕丽萍、陈冲、赵涛、陈建斌的表演都不错，无论是与现实访谈相比，还是仅论表演，都不露破绽。破绽在于我们脑中固有的明星印象与《24城记》记录特点的冲突。 至于这个片子的类型争论，还是来看看赫尔佐格的话：“‘纪录片’这个词应该被小心使用，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词似乎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却为了更容易地为电影分类和因为缺少对这一整类电影更加确切的定义而滥用了‘纪录片’这词。” 阐释 贾樟柯对自己片子的阐释太多了。对《24城记》最漂亮的解读都是出自导演本人。阐述过多是内虚的表现。阐释并不能拯救片子。 在我看来，拯救这部电影的还是恰当的镜头。面对工人、民工、建筑物等时，贾采取的镜头比同代的导演们高明，比李扬、王小帅等的方式恰当很多，暂且不论李扬只拍敏感事件的猎奇、王小帅“左右”选择的肤浅寓意等缺点。 诗句 “秋叶繁多，根只有一条/在我青春说谎的日子里/我在阳光下招摇/现在 我萎缩成真理”、“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如果影片的诗意能由插进去的文本生成，这将是多么容易的途径！《24城记》中的诗句只是使回忆诗化，伴着刚隐去的哭泣画面，让观众进一步伤感。 戈达尔的中期电影致力于声音与画面的实验（对位或不对位），今天看来，失败多于成功。电影若只由文本或声音表达，那还不如交由文本完成。贾的这次实验只能说是及格，他还是应该发挥其擅长的优势：对日常细节的挖掘，恰当的镜头，不俯视也不歌颂的态度。 真实与虚构、诗句、一座城市、房产广告，这些都不是构成缺点的理由，但由其简单地拼接起来的电影并不能使一位导演荣耀一生。《世界》失控，《三峡好人》比较好，《24城记》并不理想，其中夹了两部纪录片，我没看过，贾樟柯最好的电影依然是那几部他的青春期、时代与日常生活混合出来的作品。这不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