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两样苦，生离和死别。” 这是电影《人生大事》中的老一辈殡葬师老莫，站在生命的终点线前，发出的感叹。 关于生死，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几年我开始有了深刻的体验——王朔曾经在怀念挚友梁左的时候说到：“有一段时间，我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先是梁左死了，接着是我哥，然后是我爸，俩礼拜死一人。曾经你觉得生活是永恒的、遥遥无期的，但现在死亡就在眼前，下礼拜不知道是谁。” 在经历了连续几轮至亲好友的离别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王朔口中的“恐慌”，这样的死亡教育，来得突然而真切。 所以在走进影院之前，我一直认为《人生大事》会是一部以人生终点解构生死的，类似《入殓师》的死亡教育“最后一课”。 而当朱一龙饰演的“三哥”披着花衬衫、穿着大裤衩、脖子上挂着链子、脚上趿拉着拖鞋出场时，我才立刻意识到，这部影片可能会给我带来许多意外。 第一个意外是殡葬师作为“灵魂摆渡人”，印象中往往庄重、老成、少言寡语。但“三哥”一出场就脱衣服，活灵活现的一个刚从大牢里出来的社会混混形象，跟“摆渡人”是如何也扯不上关系的。 三哥的“团队”也很有冲击力——小偷出身的搭档、被亲人遗弃的哪吒造型小女孩……看到这里，《入殓师》的预期已经一扫而光，我的脑海里反而浮现出了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 公平地讲，《人生大事》的情感戏，是可以与是枝裕和掰掰手腕的，“殡葬团队”几场感情冲突的戏份都让人狠狠地揪心。 比如三哥曾心爱的女人熙熙，趴在她婚后不久意外身亡的老公棺材上哭。三哥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满眼都是怨憎与释然交会的复杂情绪。 他曾为熙熙和棺材里的六哥打架，并因此而入狱。本以为自己保护爱人的行为充满了男子气概，出狱时却发现熙熙已经与六哥在一起，自己成为了那个局外人。 另一场情绪高点的戏发生在三哥和“哪吒女孩”小文之间——小文把亲手画的一幅画递给三哥，画中的摆渡人像一位超级英雄，他背后的夜空中，闪烁着无数承载着思念的星星，而他，就是小文心中，那个“种星星的人”。 看到这幅画的三哥痛哭流涕，在那一刻，他心中所有的倒刺和荆棘似乎都被面前的这个孩子熨平，在她的怀抱里，三哥似乎才是那个突然长大的孩子。 可以说，三哥这个“灵魂摆渡人”，角色的复杂程度，与描写人物细腻而著称的是枝裕和的笔下人物相比，毫不逊色。而演员朱一龙，在处理上述这些情绪高潮的情节时，并非大张大合的爆发，而是通过情绪层次的递进，将观众“带”进人物当下的悲欢之中，从而增加了角色的内生张力。 毫无疑问，《人生大事》将成为朱一龙的电影代表作。 第二个意外则是，直到影片过半，我才发现虽然影片讲述的的确是“摆渡人”的故事，但三哥只是明面上的摆渡人，负责着殡葬过程中的迎来送往，而影片真正要讲述的，却是三哥“被摆渡”的故事。 这个暗线中的摆渡人，就是小女孩小文。 不同于《入殓师》，在《人生大事》中，死亡教育并非通过对人生终点的解构来完成的，而恰恰是通过一个新的闯入三哥一潭死水的生活中的生命——小文，来完成的。 三哥的日常所接触的那些吵闹的、喧嚣的、悲伤的“人生大事”，其实正是他绝望生活的折射，是对活着的人的巨大嘲讽。真正让他意识到“生”的意义的，不是这些“死别”，而是他和小文的“生离”。 是小文在夜里仰望着星空，听着外婆一条条的语音；是小文充满生命力的骄纵、任性、执拗，让三哥明白了“生”的意义，让他鼓足勇气与父亲合解，与活着的人合解。 这也成为《人生大事》这部影片最大的意外——它讲述了一个殡葬行业的故事，却每一个镜头都在告诉人们，“生”的意义。 就像王朔在那段恐慌岁月里想明白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活着的时候互相温暖。” 这是一部讲述死亡的电影，却满眼都是活着的珍贵。在今天这个“后疫情时代”，这样的情绪弥足珍贵，它会让我们想起多久没有见过面的亲人、多久没有关心过的朋友，在乏善可陈了太久的影院里，《人生大事》或许能够为我们扮演短短两个小时的“摆渡人”，载我们重新审视那些人间烟火，感悟生命的温度。